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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历史就会明白,寒门从来难出贵子(转)
唐朝诗人刘禹锡在他的七言绝句诗《乌衣巷》中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首诗是刘禹锡怀古名篇之一,也是他最得意的一首。
怀古,自然是作者之前的历史过往。如我们所知,这首诗是围绕东晋时期两大顶级门阀世族王谢两家去抒发表达的。
王,指的是山东琅琊王氏王导;谢是陈郡(今河南太康)谢氏谢安。此二人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奠基人,也是站在权力顶峰的人,一个把持朝政,一个把持军队,有王谢共天下之说。皇室都要让他们三分。
乌衣巷,东晋时是高门士族的居住区,王谢两家就住在这里。朱雀桥横跨南京秦淮河,是从市中心通往乌衣巷的必经之路。旧日桥上装饰的铜雀重楼就是谢安建的。
刘禹锡借地借景怀古抒情,虽主要表达的是王谢两大家族的辉煌已成过去,但从诗词中,特别是最后两句中依然还是能让人感知到两大家族曾经的高贵。
两家通过与王室包括彼此的联姻、举荐、师承,所构建起的庞大关系网,尤其是王氏家族成员出仕比例高达72%。
家族势力的强大与昌盛,自然会造福与庇护于后代。
如王羲之、谢灵运,两位在历史享有盛名的人,都是两大家族的后代。谢灵运不仅在文学上才华横溢,对儒释道也都很精通,年轻时就常与地位学识相等的人谈论各种古典经学。
在科举制度没有出现之前,漫长的旧中国时期的封建社会,包括对读书认字、学习知识在内的一切资源几乎都是被上层社会的人垄断,根本惠及不到普通人穷人。
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王”字的象形结构是斧钺之形,这绝非偶然。商周时期的“学在官府”制度,将典籍藏于宗庙,六艺传于卿士,竹简木牍上的文字犹如一道道无形的结界,将知识禁锢在贵族阶层的深宅大院。古代贵族墓中出土的编钟其音律复杂精妙,不仅是工艺的体现,更是贵族文化资本的物质化呈现——普通庶民连聆听雅乐的机会都没有,遑论演习音律之道。
当万千个与谢灵运同龄的普通人还在地里耕田时,年轻的谢灵运已经与他同样能读书写字、有思想文化的人谈古说今。
“有的人一出生就在罗马,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到不了罗马”。
谢灵运就是一出生就在“罗马”的人。一出生就是贵子。他出生在会稽郡始宁县(隶属杭州),他的祖父谢玄在那里建有宅园(别墅)——始宁墅。
谢灵运是谢玄的孙子,谢玄是谢安的侄子;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子,也是谢灵运母亲的亲外公。通过历史的脉络,清晰可见两大家族的联姻关系与繁盛时间延续了几代人。
知识是第一生产力,知识文化是跨越阶层的首要条件。
如果说科举制度没有产生之前,是门阀士族的天下 —— 垄断资源,享尽人间富贵;那么科举的推行从形式上看是给普通人开了一道向上跃迁的口子,看似打破了阶层固化,实则普通人家的孩子最后通过科举封官入仕,出将入相者仍是寥若晨星。
最后能进入仕途的,封侯拜相的绝大多数还是官宦人家的子弟,或还有一些是当地豪绅大族家的孩子。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代文书显示,进士出身者中,70%来自五品以上官员家庭。北宋元丰年间的官员档案揭示的数据:宰辅群体中,父辈有官职者占87%
科举,是权与财力混合比拼与运作下的结果。无权无势的普通人很难进入“游戏规则”的内部。
即便到了科举成熟的明清时期,科举世家仍能通过"同年""座师"等潜规则,将科场优势代际传递。看似畅通的上升通道,实际是既得利益者的旋转门。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私塾教育费用相当于普通农户全年收入,童生考试所需的笔墨纸砚、盘缠住宿,更是寒门子弟难以承受之重。
发生在明朝洪武年间的南北榜案,暴露了科举取士中惊人的地域倾斜:当年录取的51名进士竟全部来自江南。
这种地域特权在清代演变为定额制,云南、贵州等边远地区的举人名额,尚不及江浙一府之数。当苏州文庙的学子们在园林水榭间切磋时,云贵士子正在马帮铃声中跋涉千里赴考。
晚清重臣曾国藩,通过创办书院、刊刻文集、提携门生,构建起跨越科举制度的传承链。其子曾纪泽未经科举却官至侍郎,这种"非科举精英化"现象,让寒门学子的十年寒窗愈发显得苍白无力。
以及晚清时期那些其他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等,都不是出自平民家庭。
就连戊戌变法中的“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他的爷爷也是清朝的封疆大吏。鲁迅的爷爷也是浙江当地的大官。
回望历史,无论哪朝哪代,凡是官做到一定位置与一定品级的,以及在社会运转与变迁下,能优先获得与利用资源的人,鲜有能看到普通人家出身的人的影子。
普通人很少有机会,寒门很难出贵子,本质上是因为阶层固化,特权阶层垄断了包括信息在内的所有重要资源与生产资料。优质资源往往集中在少数区域与人群之中。
并且如果优质资源只在控制优质资源的代际人群中传递,其他人就很难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
互联网时代看似带来了知识平权的曙光,但大数据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反而加剧了阶层固化。
阶层越固化,社会稀缺资源流动量就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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