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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不二如是 于 2016-10-10 09:08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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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a 在《四千年科学史》里写到:
“许多关键性发明,最早出现在中国,而中国在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一直持续到 18 世纪末。”
李约瑟对此进行了庞大而杰出的研究,并提出“李约瑟问题”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使数学化的自然科学能应运而生?
为什么这样的情况,没有在中国发生?
西方研究者们分析如下:
1. 那些超群的技术,所依赖的不是悠闲学者的天才发明,而是在家族内手手相传的工艺技能。
2. 科举考试指定的文本和评注,旨在记忆而不是批评,因此形成一种狭隘的一致性并最终变成国家教条;
这种僵化,不仅扼杀原创性,而且还意味许多学者更注重道德和古代哲学辩论,而不是现实问题或科学疑问。
3. 不同于欧洲多种多样的小封地,中国有强有力的中间集权管理体制。
4.哲学和宗教的态度分歧
中国的宇宙学家们没有假设,有某种不动的第一推动者通过自然法则来管辖宇宙。
而是相信天体行为与凡间的人类社会相关联。
其中,第四条最有趣。
近 1000 年前,当欧洲仍处于“黑暗”中世纪,北宋人沈括建了一个巨大天文观测台,和一个华丽浑天仪,并发起“大数据”采集工程
每晚 3 次,测量行星位置,并持续 5 年之久。
然而,沈括并未利用这些数据去推导控制行星行为的数学规律。
而是(在编制日历之外)无所谓试图找到星相与现实世界线性、简单、因果关系的关联性。
想一想怎么可能都是线性因果的?
纵然逻辑在完善,量化数据多么精细。
你还是永远不能从电脑中查到你媳妇儿今天几点回家吃饭下面给你吃?!
想一想,不是吗?
自古以来,中国最聪明的智者,观天象以知天下,预测人世间不可知的未来,迄今络绎不绝。
从经书、八卦、文字、星相、抽签、黄历、五行、属相、时辰、星座、血型、颜色、数字、左右、方向、节气、山水、房屋、动物……
我们有各种“占卜之术”。
但大多,无法逃离“错误归因”(逻辑谬误的一种)之嫌疑:
你从两个事物可能存在相关性,就得出一个事物,是造成另一个事物的原因。你的错误在于:
现实例子,不胜枚举。
是为中国式思维模式之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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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仁宇看来,20 世纪前,中国最大问题在于:
中国传统治国方式是“间架性设计”,即不由它“自身做主摸索而成,而是由政治家鸟瞰的态度裁夺”。
——这种“间架性设计”,被认为是“超时代的政治早熟”。
正如李约瑟评价朱子时所说:
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式的宇宙观前,先已产生一个爱因斯坦式的宇宙观。
这种理念,应用于社会政治方面,则“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
结果,则是:
中国亿万军民‘不能在数字上管理’”。
未有牛顿,早有爱因斯坦,让我想起朱清时院士演讲《物理学步入禅境:缘起性空》:
“这里海水与波浪的关系,正是弦与音乐的关系。它们也正是物质世界与宇宙本体的关系”
当我弄懂了这个道理时,心里充满敬畏和震撼。
读到这里,你可能感到:
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
朱院士的演讲有其具体语境,以及对宗教的敬意。
却道出,不少人心底对现代科学的情绪:
你们这一套,我们老祖宗早就预测过了,等着你们吭哧吭哧地论证出来而已。
爱因斯坦曾经问一位《纽约时报》记者:“为什么没有人理解我,而大家又都喜欢我?”
中国有句话可以回答他:画鬼容易画猫难。
弯道“超”车时,一个刺耳的声音响起:
智慧的人啊,既然你早早守在山峰上,能否走下两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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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金说:20 世纪物理学最具决定意义的观念变革,便是发现:
世界不是决定论意义下的。
因果性,这块由形而上学长期占据的堡垒,终于垮了下来,或至少倾斜了 。
进入 21 世纪,世界更加“不确定”,到处充满“黑天鹅”。
在中国,从全民经商到全民创业,逆袭的不仅有商业模式、行为模式,更有思维模式。
人们在各个领域,直接跳过牛顿,直奔爱因斯坦。
我们继承了祖先鸟瞰式的“早熟”智慧,以及强大的山寨消化力,将各类舶来的智识化解为鸡汤和速食面。
“不确定性”,成为“捣糨糊”的科学借口。
我们“云计算”了,但人人都要当“无需庸常计算”的禅师乔布斯,轻视一切常规动作。
可乔布斯重返苹果,靠的是供应链管理大师库克这类顶尖专业人士组建的团队,基本功超一流,方有自选动作的酷炫。
苹果与谷歌在界面上的极简主义,成为商界人士跳过逻辑结构与因果推理的借口。
爱因斯坦说:“事情应该力求简单,不过不能过于简单。”
只有“化繁为简”的简单,才是真正的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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